高考落榜生之死:復讀生沒有青春再來一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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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有半個小時,楊媛就要揭開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懸念了。6月22日晚上9點半,這個家在四川崇州一個小村庄的復讀生,和其他54萬參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樣,等待著分數公布的那一刻。

這時,楊媛接到在西藏拉薩打工的父親楊富強的電話。父親在電話裡囑咐她,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。楊媛連聲應著,“一定會去”。接著,她迫不及待地跟父親說:“晚上10點出分數。分數一出來,馬上打電話跟你匯報。”

10點鐘過了,他的手機毫無動靜。兩個小時后,鈴聲響起,他急忙按下接聽鍵,卻聽到妻子胡群芳在電話裡哭著說:“媛媛自殺了。”

此刻,他們的女兒躺在崇州市的一家醫院裡,生命體征已經消失。在距離醫院3公裡左右的家中,楊媛房間裡一張堆著復習資料的書桌上,擺著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証、一把刀刃上沾著血跡的水果刀,還有一封她用紅筆寫下的信。

20歲的楊媛留給父母的最后幾句話是:“爸,媽,我對不起你們,來世我還要做你們的女兒。這一世,你們的恩情我無法回報,隻有我死了,你們才能輕鬆點。答應我,你們要好好活著。保重!”

她的床邊放著一個金色的手機。在這個有些按鍵已經掉漆的手機裡,躺著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。短信裡寫著,她今年高考的總分數454分,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錄取控制分數線460分。

高考前兩天,6月5日晚上9點過,楊媛和好朋友王碧雲煲了半個小時的“電話粥”。 她跟王碧雲說:“這次復讀一年,知識更牢固,高考更有信心了。”

在楊媛的友情世界裡,王碧雲是最貼心的“姐妹”之一。她倆曾是高中同班同學,去年一起參加高考,而且都考過了專科線。此后,她們原本同步的人生軌道開始分叉,王碧雲上了成都的一所專科院校,但是楊媛“不甘心上專科”,留在崇州復讀。

崇州距離成都不過25公裡。這個人口將近65萬的縣城,今年有3163人參加高考。根據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績來看,這裡超過一半的考生能考進本科線。這樣的成績,在成都市8個遠郊區縣(市)裡,排在中游。

高考進入倒計時了,兩個女生似乎達成默契,她們很快繞過考試的話題,開心地聊起了“八卦”,還約好考完后一起“出去耍”。電話裡響起楊媛平日裡最有特色的銀鈴一般清亮的笑聲。

高考前夜,同往常一樣,晚上11點左右,楊媛上床准備休息。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會兒天兒,語氣平靜地說:“今年高考,我不像去年那麼慌了。”

除了暴雨帶來點小麻煩,一切看上去都很順利。高考的第一天,早晨7點20分,離第一科考試開始還有1小時40分鐘,楊媛已經守在考點外面,手上緊捏著一個白色塑料袋。塑料袋裡裝著她的文具、准考証以及一本《必備古詩文》。

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,打發著開考前這段緊張的時間。鈴聲一響起,她就要和全國將近900萬考生走進各自的考場裡。

兩天的考試結束后,胡群芳見到女兒,是6月8日晚上6點半左右。楊媛背著一個灰色的雙肩包,騎自行車從平日裡住讀的學校回到家裡。

胡群芳琢磨著女兒臉上的表情,似乎沒有找到不同尋常的神色。她猶豫了一下,最終還是開口問:“考得啥子樣?”

幾乎沒有人太擔心楊媛,因為這個愛笑的女孩一直活潑開朗,甚至有些大大咧咧,即使是在復讀這一年,她也“本性難移”。

楊媛的身高超過1.65米,長得結實,而且說話嗓門大,有時笑起來會忘記是在公共場合。同學給她起了一個綽號“楊大炮”。還有人稱呼她“楊蛋”,因為她“粗獷”的形象,看上去就像“菜市場賣蛋的大媽”。

對於這個濃眉毛、皮膚白皙的女孩來說,這些綽號與“淑女”毫不沾邊兒。但是,楊媛從沒有流露出半點不高興,而且“照單全收”。在她給朋友寫的信中,落款的地方,清秀的字跡寫著“楊蛋”。

周圍不少同齡人都喜歡楊媛豪爽大方的性格。她愛唱歌,經常坐在教室裡哼哼。有一次課間休息,同學慫恿她上講台去唱。她沒有半點扭捏,邁著大步子走上講台,在全班同學面前,唱起了她一直視為“成名曲”的《小酒窩》。下面的人樂成一片,她也很開心。

她給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,是那種“給點陽光就會努力燦爛”的人。她喜歡別人表揚她,有時會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獲的贊美。她經常洗完澡后,對著教室的窗玻璃,撥弄一頭又黑又濃密的頭發,還會“自戀”地問別人:“你看,我這個發型美不?”

偶爾,楊媛和朋友們聊天兒時,正說得開心,會突然蹦出一句:“表面看我很樂觀,其實我也蠻脆弱的。”聽到這句話的人,都認為是這個愛說笑的女孩,又在開玩笑。

即便是第二次經歷高考,楊媛的不少同學都認為,“積極樂觀的她肯定能挺過去”。一個和她要好的男同學說:“沒有人會擔心楊媛,反而是她擔心別人。”

在“高四”的一次模擬考試中,楊媛面對這樣一道作文題:“從小學一年級開始,我們就要面對考試,大考小考,期中考,期末考,月考周考。面對就業,我們要考,考各種証件。我們的一生,仿佛與‘考’有著不解之緣,請以‘考’為題,寫一篇議論文。”

她寫道:“漫漫人生路中上,我們的一生仿佛與‘考’有著不解之緣。雖然,有時我們會有點兒憎惡它,但風雨過后,回望我們走過來的路,我們或許會感謝它,是它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,有較強的心理素質去克服困難。‘考’,沒有刻度,卻可以稱量世間任何一個靈魂。”

母親胡群芳讓她跟朋友出去“好好耍一下”,她卻說“等拿到通知書了再出去”。

她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9點,打完這份暑假工,可以掙下將近半年的大學學費。而這筆錢對於這個還欠著債的農村家庭來說,並不是無關輕重的數目。

3年前,楊家的幾間磚瓦房因為修公路而拆遷。在當地的統一規劃下,他們蓋起了兩層小樓房。但為此,家裡欠了親戚朋友10多萬元。

從2000年開始,父親楊富強就去離家2000多公裡遠的拉薩打工。他是一個水電工,在建筑工地上埋電線,有時還會在凍土中挖下水管道。這個身高1.7米的農民工,體重還不到100斤,瘦得幾乎是皮包骨頭。

如果一年的活兒順利,楊富強可以掙4萬元,再加上租出去的3畝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錢。這筆錢要養活全家5口人,以及一點點地還債,補家裡的“大窟窿”。

楊媛還有一個弟弟,沒考上高中,讀了一年的職高,就放棄念書了。去年,這個還不到19歲的男孩也跟著父親,去西藏打工。

弟弟至今還沒回家奔姐姐的喪,因為除了父親趕回家那張機票,家裡已經勻不出錢再給他買一張。

一直生活在經濟條件不寬裕的農村家庭裡,楊媛的生活半徑很小。她從沒有離開過四川省,唯一一次離開崇州,還是2008年的時候,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華陽的表哥家裡做客。

楊媛在表哥剛買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裡呆了兩天,幾乎沒有走出過家門,也沒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樣。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樓生活,以及在表哥下班后,和他拉了幾句家常。

就在幾年前,這個表哥只是楊媛遠在重慶山區的窮親戚。他們一家有3個男孩,住的是破舊的磚瓦房,父親是瓦工,母親還要給別人做保姆,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生計。

楊富強記得,“早些年,他們家條件還不如我們家”。不過,這3個80后的山區農村男孩,有兩人考上了大學,老大還讀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學的碩士研究生。他工作后沒多久,就在成都市郊買了第一套房子。

2009年,楊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——崇慶中學。但是去年高考,她的分數離本科線還差十幾分。

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楊媛,鬧了幾天情緒,“不開腔,不說話”,不愛搭理人。楊富強回憶說:“她很少會在我們面前鬧脾氣的。”

楊媛決定復讀一年。她曾經說過:“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變命運的一種方式。”坐客車都會暈車的她,卻一直想“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學”。

這個開朗愛笑的女孩,經常在跟朋友說起父母打工養活自己如何辛苦時,直掉眼淚。這讓朋友們“無所適從”。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:“我一定要考上一個好大學,找一個好工作,回報他們。”

楊媛和大多復讀班同學一樣,都覺得“復讀生和應屆生不同,明年幾乎沒有機會,因為沒有青春再來一年,已經無路可退了”。

去年,班上50多個同學參加完高考,有十幾個人選擇復讀一年。在崇慶中學往屆的復讀生中,還有人考上清華大學。

這一年,楊媛更加努力,改掉了“靜不下心來學習”的壞習慣,還會克制自己愛哼歌的“毛病”。在她的課桌旁邊,放著一個邊緣破損的白色整理箱,箱子裡堆滿書本和試卷。她的教科書,大多書角翻卷起來,紙張揉得像是一碰就會破掉。

有時,同桌李慧蓉看到,楊媛在看書時會走神,對著窗戶發呆。對此她解釋說:“我想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
楊媛有個習慣,每次考完后,會在成績表上做一組計算題。高考前的“二診”,她考了457分。她在成績表上各科分數的旁邊,給語文加上“1分”,數學加上“17分”,英語加上“17分”……這樣,她的總分就可以達到“520分”。她還算了一下,“520-457=63”。在豎等式的旁邊,她寫下一行字:“相信自己,腳踏實地。”

她幾乎沒有清晰地跟人描繪過,到底要上哪所學校,讀什麼專業,將來從事何種職業。但是,她對同學說,“一定要考上‘二本’,還要沖‘一本’。”

她跟父母說過,“三本”學校太貴,所以不想讀。去年高三,她還想過考軍校,因為費用全免。她參加了體檢,填了政治審查表,但最終分數不夠,沒考上。

在李慧蓉的記憶中,楊媛在復讀時情緒最沮喪的一次,是因為今年1月的“一診”成績不理想。在這次考試中,她的成績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。按照學校規定,這個分數不在“費用全免”的檔次,要交1300多元的“輔導費”。

這可能是楊媛在復讀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。這個平日裡愛笑的女生“哭得很傷心”,不止在一個朋友面前表露過難受。

在楊媛的父母看來,女兒是愛跟他們說心裡話的。但其實,楊媛在離開這個世界時,還是帶走了一些她不願意告訴父母的小秘密。

說起女兒的復讀,胡群芳一直以為,“學費不花錢”。楊媛從沒向她提起過輔導費的事。她找幾個要好的同學借了錢,一直到高考結束,才還完這1300多元。

那段時間,楊媛總說自己“身體壯”,嚷著要減肥,晚上不去食堂吃飯。復讀班的同學大多每周花銷120元左右,家裡給楊媛80元,但是她“最多隻花50塊”。

另一個秘密則是她這一年的關鍵詞——分數。楊媛每次向母親匯報自己的考試成績時,都會略微“修飾”一下。在胡群芳的印象中,女兒跟她說三次診斷考試的分數分別是“510、490、500”。但是,從她的成績單來看,這是她給自己“加分”后才可能達到的分數。

她背回家的那個灰色書包,至今還放在她的床上。書包的最裡層,幾本復習資料中間,夾著幾張疊成豆腐塊兒狀的考試成績表。

連日來,親戚們詢問楊媛考試成績的電話越來越多。她不願意接,讓胡群芳去應付那些“七大姑八大姨”。

但她很願意和父親通電話。幾乎每周六晚上9點,她都要准時和父親打一個電話,對父親噓寒問暖,囑咐“爸爸在外面做活要注意身體,在拉薩要穿暖和點”。即便在等分數的這段時間,也不例外。

楊富強想到,8月底女兒就要滿20歲了。他念叨著,等楊媛上大學后,給她的房間換一套新家具。

父親一直對這個女兒有著特殊的偏愛。然而,他一直不敢親口告訴楊媛一個事實:她並不是自己和胡群芳的親生女兒。在她出生后不久,她的親生父母因為“不喜歡女娃兒”,把她抱給楊家收養。

“正因為不是親生的娃娃,所以要加倍地愛她。娃娃身世太可憐了。”這是楊富強心底的想法。

上小學時,楊媛從鄰居的閑言碎語裡聽到自己的身世,她曾經向最要好的朋友袒露過這個人生秘密。

但是,楊媛和養父母,十幾年來都沒有當面把秘密說穿。楊富強一直想著,“等她以后嫁了人,再親口跟她說”。

楊媛非常孝順,這是所有認識她的人,都不會吝惜的評價。楊富強每次回家,她都會給父親打好洗腳水,把拖鞋放到腳盆旁邊。有時候,她跟同學上街去買衣服,挑了半天,最后什麼都沒給自己買,卻給父母添了幾件新衣服。

楊媛的朋友曾經說她:“你是他們的女兒,該撒嬌就撒嬌,該鬧就鬧。”但是,她在家中還是一貫地乖巧懂事。

關於楊媛的記憶,還包括一些萌動的少女情懷。她的考試資料裡,有時會夾著一兩本言情小說。她最喜歡的一篇文章是文摘雜志上的《一生詩意千瀑尋》,講的是林徽因的愛情故事。她很欣賞“金岳霖對林徽因的感情”,還跟好朋友說,這就是她心目中的愛情典范。

幾個好朋友覺察,她對一個男同學的感情“不一般”。每次見到這個男生,大大咧咧的楊媛會變得矜持起來,不願多說話。她會很快地跑開,但是一進教室裡就會大聲喊:“我見到他了,我見到他了。”

高二時,全班出去郊游。楊媛第一次在同學面前穿裙子。那是一條小綠點和粉綠色相間的棉布長裙,還搭配著一雙粉綠色的帆布鞋。同學們都笑她,她還很害羞。有人抓拍了一張她和那個男生的照片。在鏡頭裡,楊媛站在男生身后,和他隔著兩步遠的距離,正彎著腰,咧嘴笑著。后來,楊媛聽說有這張照片,便從同學手機裡“搶過來”,特意洗出,放在抽屜裡。

一開始,她不想承認自己的這點小心思,每次別人提起來,她都會堅決否認。后來,她也不想藏著了,對閨蜜們坦白,她喜歡這個男生。

但她從沒對他表達過自己的情愫,也沒有真正品嘗過愛情的滋味。她給他寫過幾封信,可是信裡沒有表露過一個字。她在信裡說:“我有沒有告訴你,你的淺笑真的很帥,就像小說裡的王子那樣。”“遇見你,是一件很慶幸、很高興的事。”

或許隻有淺綠色信封的下端,一個不起眼的英文單詞“LOVE”,小心翼翼地透露著女生的心思。

這個男生也選擇了復讀。他最后一次見到楊媛,是在6月5日下午。他走出校門,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,轉過身,便看見楊媛騎在自行車上,車后筐裝滿書本,車把上也挂著兩袋復習資料。她擺著一隻手,沖他打招呼。

6月21日下午,楊媛去學校取回一本對開本的高考報考指南。她握著生鏽的自行車把,帶著這本書,騎了10公裡路回家。

在進村的路上,她碰到了自家鄰居、從小一塊兒長大的王瑤。王瑤沒有考上高中,衛校畢業后在縣城一家醫院當護士。倆人一起朝家裡走,王瑤順口問她:“考得怎麼樣?”她回答:“明天出分才曉得。”

接著,楊媛又笑著說:“這次復讀再考不好,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如果考不好,我就要去死。”

王瑤隻當楊媛是在開玩笑。因為這個比她大3歲的姐姐,經常會在她不開心的時候,安慰和勸導她。她在醫院工作不順心,楊媛還跟她說:“剛踏入社會難免不適應,慢慢就會好了。”

對於生和死,20歲的楊媛曾經有過思考。她在一篇題為《生命如月》的作文裡寫道:“生命本是一張沒有顏色的白紙,自從紅給予它熱情,黃教它以崇尚,綠給予它生機,我便熱愛我的生命。”

寫到這裡,楊媛想到了史鐵生的故事。“史鐵生在他最狂妄的年齡忽地失去了雙腿,這對一個驕傲的年輕人是多大的打擊啊!這時候,他想到了死。”

然而,史鐵生並沒有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,而是成為楊媛筆下的“精神強者”。在作文裡,楊媛對史鐵生的話信手拈來:“他認為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,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。所以,他在地壇面前重新審視了自己,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感悟,他不會再想到死了。”

臨近出成績的這兩天,餐館的老板娘發現,“女娃兒心裡有事”。之前,楊媛總是會熱情地招呼客人,手腳也勤快。但現在,她突然變得不熱情了,不主動跟客人打招呼,埋頭端完菜,就站在牆角不說話,也不再和廚房的師傅說笑。

一貫懂事的楊媛卻反問她:“憑啥子我要用笑容去招呼他們?我不喜歡打工,隻掙一兩千塊錢。我要憑自己的能力考出去。”

晚上9點,楊媛從餐館往家裡走。快進屋時,她碰見在家門口和別人聊天兒的母親胡群芳。她從母親手裡接過一個金色手機,准備用它接收高考成績的短信。她一直和母親共用這個手機。父親曾經花300塊錢給她買過一個山寨的蘋果手機,但她一直把它放在書桌的抽屜裡,因為不想多花手機費。

6月25日傍晚,楊富強往碗裡挑了幾根青菜,吃完半碗綠豆糯米飯,就抱著厚厚一沓冥錢,出門了。今天是楊媛下葬后第三天。按照當地的習俗,這天要給死者上墳。

女兒的墓碑前,楊富強蹲下來,卡其布褲子膝蓋處還露著幾個破洞。他點燃手裡的冥錢,嘆了口氣,說:“還指望你給爸爸送終,現在爸爸給你送終。想爸爸,就回來看下。”

這個父親沒有見到女兒最后一面。楊媛自殺當晚,大伯在村口公路的輔道上找到已經昏迷的她。在醫院搶救過程中,她醒過來一次。大伯問她:“媛媛,你怎麼了?”

楊媛的墳上,鋪滿了黃色菊花和百合花。這是下葬那天,她的同學送來的,此時依然開放著。

她的8個高中同學,還站在墳前,為她唱了一首《小酒窩》。楊富強說,“有200多個同學先后來送過她。”

6月23日上午,崇慶中學高三學生來學校拿高考成績。李慧蓉發現,楊媛沒來。

學校門口的櫥窗裡已經貼上了紅色喜報。喜報上的文字充滿了勝利的喜悅:“崇慶中學高2013屆是崇州人民的驕傲,更是激情與悲壯的交響詩篇。”

今年高考的成績,被學校視為歷史性的突破,“今年我校高考一次性重點、本科上線801人創歷史之最,這樣驕人的成績,是圈內人無法漠視的”。

同時,學校還稱,近年來三本線下40分以內的補習生上重點、本科線率為98%以上。顯然,楊媛是那個極少數的“2%”中的一員。

楊媛的“高四”同學習慣稱自己是“復讀生”,但是學校對外說他們是“補習生”。

紅色喜報的旁邊,2014級高三補習班招生簡章也挂出來了。去年此時,楊媛的手裡接到過一張這樣的招生簡章,還有一封《寫給征戰高考的勇士們》的宣言書:

“我們堅信,重歷高三,你定將收獲希望,還有堅強與成熟,壯士來兮風蕭蕭!我的勇士,高三讓我們重新經歷﹔青春作伴,心雄萬丈!”

她的班主任聽聞死訊后,說的第一句話是:“楊媛不是很活潑開朗的嗎?”然后,他沉默了一會兒,將這句話又重復了一遍。

李慧蓉最近在電視上看到過高考生自殺的新聞,但她沒想到,開朗的楊媛,竟然和新聞裡的主角一樣。

6月22日晚上10點,楊媛在二樓自己的房間裡等成績,胡群芳在一樓洗澡。終於,高考分數來了。

楊媛給父母寫下最后一封信。她去茶幾上拿來一把水果刀,朝自己的左手腕割下,鮮血浸在刀刃上。但是刀口不深,沒有割到靜脈。

她走到樓下,翻遍一張堆著雜物的木桌的抽屜,找出一瓶用來殺虫的農藥磷化鋁。她吞了3顆藥丸。

她穿著拖鞋出了門,並沒有去離家幾步路的大伯家。她一直往村口走去,走到公路的輔道上,終於走不動,倒了下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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